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即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2008）。
国内很多人也屡次讲过这个观点，而且讲了很多年了。最后谈谈金融危机问题。
银行业终于可以从商业可持续原则出发进行决策，而不再是政府的资金中介，银行与政府的关系逐步走向规范，政策性业务逐步剥离，金融业的市场机制逐步建立，传统体制下的金融抑制和国家干预逐步得以改变，金融深化进程使得中国金融业的绩效逐步提升。这些方面，都是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领域，对于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其中也蕴含着大量对银行业而言非常宝贵的发展机遇。在这个所谓经济新常态时期，银行业应该更加注重稳健发展，注重风险的防控，尽快从高风险领域脱身出来，采取瘦身策略，把有限的资金和精力聚焦一些风险可控且有把握的行业上，不要好高骛远。这几年全球实体经济都在下滑，中国也不例外。有些人反对把金融体系的作用抬得太高，与熊彼特同时代，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女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是英国剑桥学派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她说金融无非是经济的面纱而已，不宜把金融体系的作用过度强调。
十几年来，一个崭新的金融谱系已经建立起来。这个庞大的充分多元化的金融体系，满足了不同层级、不同规模和不同性质的客户要求，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银行体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GDP约占全球17%），但是相比之下，作为中国主权货币的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不论是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还是国际主要支付货币排名）仍处于较低水平。
最近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地提醒我们，只有立足于服务国内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只有矢志不渝地坚持人民本位，人民币方能不断超越自己，最终伴随中国经济崛起而成长为足以承担构建全球货币命运共同体历史使命的大国货币。随后用人民币逐步收兑其他解放区的地方货币，1951年以带维吾尔文的人民币收回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银元票，1955年3月1日成功发行新人民币，至6月10日在市场上全部取代旧人民币流通，1959年10月底完成对藏币的收兑（吴晓灵，2008）。人民币自从其前身即革命根据地货币发行以来便始终怀抱币制统一理想，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实现这一理想的条件逐步具备。可以说，无币制独立便无所谓大国货币。
元朝地域辽阔，海陆贸易通道畅达，货币制度也十分完备，几乎具备将宝钞塑造成为大国货币的一切条件。从总体上看，根据地货币并非没有因支持财政需要而过多发行的情况，有时财政发行的力度还很大。
需要强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适应当时形势，我们也曾在不影响主权货币制度的情况下尝试过一些临时的货币安排。后来发行至元宝钞，更配套以世界上最早和最完备的币制条例《至元宝钞通行条划》。这种判若云泥的结果，除了前述币制统一与币值稳定两个原因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种货币制度初创时期的独立品质差异。即便是在法币改革之后，国统区各省地方银行利用抗战以来的特殊状况，多未遵照财部规定办理，渐有滥发之现象。
特别是，在法币严重贬值的情况下，运用这种政策有效遏制了通货膨胀的输入，维护了边区货币流通的基本稳定。除了两宋时期的铜币制度因以商立国而奇迹般地成为国际货币且与其超大经济规模相对配称之外，此种可称之为中国货币经济悖论的奇特情形一直从公元一世纪延续到十九世纪末期，最终形成中国历史进程绝大多数时期有大国经济而无大国货币的特殊景象。非但如此，在某些场合，一味追求主权货币的国际使用反而会动摇其成为大国货币的内部根基。仅从币制统一的意义上看，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币制度似乎具备成为大国货币的初步条件。
就宋代而言，暂且抛开交子作为世界纸币制度之滥觞不谈，宋代铜铸币可以称得上中国货币发展历史中真正具有国际使用意义上的大国货币，其行用伴随两宋国际贸易之勃兴，不仅流通于辽夏，也遍及日本、东南亚甚至印度洋和东非西亚诸国。体现在货币制度上，与小额零星交易相匹配的货币形制则非低值的青铜货币（以及铁钱）莫属。
直观地看，以上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其所牵扯的一种逻辑参照值得警惕，那就是：人民币迈向大国货币之路一定会别无他选地遵循英美大国货币成长的路径;或者说，英镑、美元之路是大国货币成长逻辑的历史终结。正因如此，在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区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的情况下，革命根据地货币的贬值速度仍然明显低于法币。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过程也曾出现过通货膨胀现象，有时还比较严重，特别是1996年以前一段时期因信贷扩张导致物价几度剧烈波动。据此我们有理由怀疑：相较于以青铜为载体的低值本位货币，以金银为载体的高值本位货币制度似乎并非如主流观点所刻画的那样高人一等。如果一国经济达到一定规模甚至具有超大规模性质，则只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满足币制统一、币制独立和（对内）币值稳定三大条件，便可称之为大国货币。后来美国纠集所谓联合国军悍然发动朝鲜战争，虽导致进口物资价格有所波动，但国内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依然保持基本稳定。就拿中国古代王朝时期而言，其货币的国际使用程度虽然不高，但考虑到其流通行用的广域性质，即便够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使用标准，只要其他条件具备，也不妨碍称其为大国货币（如秦半两、汉五铢、唐开元通宝等）。比如，在既往的货币历史进程中，受到主流货币观点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怂恿，一些国家（如拉丁美洲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盲目推行主权货币完全可兑换政策，最终大都深陷货币金融危局而难以自拔。
如果摆在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我们宁愿人民币成为币值稳定的小国货币，而非伴随币值波动的所谓大国货币。与此相对应，外生性（通常为高值本位）货币制度的国际扩张充满强制性与掠夺性，可越是外生性的货币制度就越是容易成为大国货币甚至形成货币霸权。
试想，当时的法币制度连最基本的货币职能都难以履行，何以成为支撑所谓大国地位的货币制度条件？ 革命根据地货币：大国货币品质的艰难孕育 人民币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革命根据地早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一个缩影。中国传统经济总体上植根于农耕文明，经济组织与治理过程崇尚家国结构与儒家伦理，经济资源配置与经济交易凸显内部市场特征（王国斌和让·罗森塔尔，2018）。
比如，1931年，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发展，各个地方苏维埃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便逐步统一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及其各个分支行发行的货币。若考虑到当时根据地频繁遭受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从而导致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自始至终坚持维护币值稳定就显得极为难得。
仅由此看，秦半两无疑具有大国货币的初始气象。例如，中央苏区因反围剿战争失利，面积迅速缩小，银元消耗殆尽，政府只好通过大量发行苏区纸币支持开支，导致币值陡然下降，甚至在市场上出现公然拒用或折价使用中央苏区纸币的现象。由此引出一个无法回避的货币制度困局，那就是：内生性（通常为低值本位）货币制度成长为大国货币具有更强的义理性，可历史地看，越是内生性的货币制度就越是难以成为大国货币。再看中国本土的纸币发行，除了政府官办银行、商业银行拥有货币发行权之外，地方政府竞相利用官银钱号发行钞票以解财政之困，各类钱庄、钱铺、商号均任意印制各种纸币性质的票券，币制混乱、纸币贬值，致使工商停顿、民不聊生。
1993年以后，情况逐步开始变化，到1997年，银行分行行长中有六成至七成是听从总行的（周小川，2008）。在当今世界，举凡大国都无一例外地坚守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与货币政策。
可是，未曾料想，革命根据地政权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极为严峻的财政条件之下却始终不忘维护币值稳定的初心，并由此赋予根据地货币制度在当时看来十分超前的现代货币制度基因。比如1980年4月1日，为加强外汇管理，禁止外币在我国流通，同时方便国际入境者的各种支付活动，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
比如，华东地区各解放区的货币统一为北海币;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解放区连成一片后行用西北农民银行券即西农币;后来整合后的华北解放区的货币通过与西农币等商定比价并行流通一段时期后等待新的货币整合。他们在大街上公然兜售银元，拒用人民币，导致市场物价急剧上涨。
中国则有所不同，其很早就构建了超大规模经济并被认为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长达十余个世纪之久（安格斯·麦迪森，2003）。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银行才被迫放弃维护法币，转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作为自己的主币（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1992）。由于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的扩大以及中国加入WTO后更紧密地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开始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实际上，传统中国并非如一些观点所说的那样因缺乏金银而被迫行用青铜铸币，行用低值货币其实是经济结构的内生需求使然。
直至国民政府时期先后实行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与法币政策（确立纸币本位），逐步收回外商银行和本土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初步实现了币制统一。相较而言，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倾向于进一步考验一个国家主权货币体系应对全球货币金融状况变化以及承担与处置相关风险的能力。
币值稳定既是检验一国国家信誉和政府能力的试金石，也是考验一国主权货币能否成为或保持大国货币的底线要求。比如：中国国民党时期的法币改革可谓开辟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之新局，但法币的控制权却掌握在英美两国手中，因此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货币。
可是条件一旦出现转机，便马上恢复经济发行。比如，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政府随即发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并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币，作为边区唯一合法的本位货币，并通过建立边币平准基金和货币交换所等，灵活运用吞吐政策与法币及各种伪币展开长期货币斗争。